男子活检组织出现“子宫内膜间质”，病理科医

前些日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接收了一份较为特别的病理切片。病理切片的患者已经辗转于多个医院，但是病理科医生始终无法针对患者病情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患者最终选择了带上病理切片，前往北京。当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轮班的医生是薛卫成主任。当看到病理切片的那刻，他感到了似曾相识。但是当他查看病历，患者是一名50岁的男性，这又与他起初的判断不太一致。这份病理样本取自患者的肠粘膜组织。与正常生理组织不同的是，这份样本的部分组织中观察到了梭形细胞。由于间叶性肿瘤便是以梭形细胞为主，可发生在任何器官或组织，所以此前对患者进行诊断过程中，有些医生认为患者疑似出现了胃肠间质瘤。但是肠镜所见及其他检测却无法继续验证这一结论并给出确切的结果。薛卫成主任在观察病理样本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子宫内膜间质细胞”。但男性患者肠镜活检组织怎么可能表现出女性患者的组织特征？没有第一时间否认自己的判断，也没有盲从此前医生做出的推断，薛卫成主任选择了进一步通过技术手段排查以验证自身的猜测。最终，结果不出所料：这些梭形细胞表达雌激素受体和CD10，因而可以被认定为是子宫内膜间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薛卫成主任

也难怪此前的医生们虽然意识到了异常，但是并未往这个方向思考，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薛卫成主任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样本经历了实验室污染。”可能的污染来自于样本碎渣、实验用刀具、镊子等工具的污染等。尽管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并非意味着它不可能发生。大多数病理科医生可能经验不足，或者自动过滤了实验室污染这一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他们无法给出确切的诊断结果。

实际上，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薛卫成主任，也并非时常经历这样的事件。在更长的时间里，一如其他病理科医生，他只是身居幕后。除了病理报告上的落款，外界通常很难注意到病理科医生们的存在。

虽然身居幕后，但通常又是由他们打响与癌症作战的第一枪。

“病理诊断是最具客观性的诊断标准”

相比于需要时刻绷紧每一根神经的手术台，病理科的工作更像处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名患者从进入医院到确诊癌症，可能会经历很多检查和分析。“但病理的诊断是所有诊断中最具客观性的诊断标准。”薛卫成主任这样说到。患者是否身患癌症，在临床上往往会出现一定表征，比如医生在给患者体检中触诊到的“肿块”。但是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医生虽然可以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猜测，却无法将其视为治疗依据，而是需要通过其他检查确认。诸如B超、CT、MRI和pet-CT等检测，虽然也可以查看肿瘤的影像以及细胞代谢活跃度，进行类似推断，但是想要做出最终确认，仍旧需要进行如活体穿刺或胃镜活检等取得患者部分病变部位组织，进行病理检测。

薛卫成主任的工作环境

由医院病理科出具的病理报告，将对患者是否患有癌症等做出诊断结果。同时，在患者治疗过程中，病理科出具的报告还涉及预后指标的相关对比，以此判断诊疗效果。从患者的确诊到治疗，病理科出具的报告价值不言而喻。那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病理科的日常又是如何的呢？通常，薛卫成主任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处理院内本身的病理样本；由于当前分级诊疗系统中，上级医院承担着解决下级医院问题的职能，所以他的另一部分工作是处理下级医院上转的病理样本。有时，当院内出现疑难病例时，他也会参与到专家会诊中。

目前，他在线下主要在三个地方执业，包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京西肿瘤医院、北京美中爱瑞肿瘤医院。在线上，他也在好大夫在线平台执业。

远程会诊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他的工作主要是依靠自身专业知识为患者出具病理报告。大多数情形下，他不需要与患者进行当面沟通交流。但是在部分比较特殊的情形下，他也会与患者沟通，咨询患者病史及发病过程，更好地出具诊断报告。北京京西肿瘤医院本身是二级专科医院，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构建了医联体。在这里，他主要为转诊的患者出具病理报告。同时，也会接收一些外地患者邮递的不存在生物安全问题的病理切片，解决异地患者就医等问题。在北京美中爱瑞肿瘤医院，除了提供病理诊断，他还会参与到多学科团队协作全程诊疗模式（简称MDT）中，与来自普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放射科、内镜中心等科室专家组成工作组，通过共同会诊讨论达成下一步治疗方案。然后由患者的主诊医生，为患者详细解读病理报告结果，确保患者全面理解治疗方案制定的逻辑和依据，不用再稀里糊涂看病。“一个医生如果有时间，应该花更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为患者讲解）。”他这样说到。在好大夫在线平台上，薛卫成主任主要为患者解答疑问，并针对报告进行解读，或提供一定的咨询建议，包括哪些医生可能帮助到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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