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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中国医师节·健康中国你我同行|傅卫军教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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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益于这些新的治疗模式,如今她已经见到了小孙子的出生。细想想,付阿姨真的非常幸运,哪一种药物缺失了都不能护佑一个美好的生命。 第二,在全
得益于这些新的治疗模式,如今她已经见到了小孙子的出生。细想想,付阿姨真的非常幸运,哪一种药物缺失了都不能护佑一个美好的生命。
第二,在全程管理方面,我国和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外随访更好一些,中国一定要建立慢病管理系统,督促患者定期随访、维持治疗。
回顾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演进历史,就是一部药物的发展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能让20%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开始,之后出现的来那度胺、硼替佐米、伊沙佐米,都曾占据一个时期的辉煌,为患者生存带来显著改善。随后CD38单抗、CAR-T、ADC药物等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也出现在MM治疗药物谱中,这其中中国的研究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开展临床试验是傅卫军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几乎主导了MM中绝大多数新药在中国的上市研究。同时他也是国内较早开展“CAR-T治疗难治复发淋巴瘤、骨髓瘤”的研究者,他的成果还受邀在美国血液年会上做口头报告。
“骨髓瘤的疗效评估是非常复杂的,经常会同样一个病例得出不同的结果。怎么样正确评估?全世界都没有标准方案。”傅卫军开始联合北京朝阳医院,很早就开展了现在才被重视起来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使得骨髓瘤整体评估上了一个新台阶。在骨髓瘤遗传分层方面傅卫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看多发性骨髓瘤治疗药物这么多,但在三十年前,血液病领域是“生命的禁区”,活生生的患者,无论是年轻的白血病患者,还是年长的血液肿瘤患者,大多数在诊断之后,很短时间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当初愿意投身血液领域的人凤毛麟角。傅卫军却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首先,外科医生对血液疾病束手无策,是内科系统疾病,所以内科医生是血液病诊疗的绝对主角;其次,做血液学研究,取材方便;所以,还未入血液科的傅卫军就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一新兴、进展迅速的学科大展拳脚。
让傅卫军坚定地在血液病领域寻梦的,还有一位领路人,就是傅卫军的导师余润泉教授。如今90多的余教授还非常认真严谨,至今还在不断学习新的文献。“余教授无论是对我的职业发展还是从医习惯,都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博士复试的时候,导师就给刚刚入行的傅卫军上了一课。复试题目很简单,也是血液科医生常规操作,用显微镜找细胞。在低倍镜下看到满眼细胞的傅卫军觉得这次复试估计是老师想糊弄一下,结果到高倍镜下一看,却傻眼了,“一个细胞都没看到。”急得满头汗的傅卫军向老师承认:“找不到。”原来,是老师为了考察学生的细致程度,将载玻片翻转过来。傅卫军也牢牢记住了这特殊的“第一课”所学到的“细心”二字。之后,这一习惯也贯穿在他诊治患者或开展临床研究的始终,让他受益匪浅。
傅卫军曾经在美国最好的医疗机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他对自己看在眼里的差距感同身受,并且觉得有责任帮助中国的患者以及临床科室建立这样更好的诊疗理念。
谈到中外差距,他介绍,首先,从诊断角度看,有两方面差距,最大的差距在于,我国MM患者诊断时大多比较晚,患者因为有贫血、肾功能不全、骨头破坏、浆细胞瘤,才会被诊断,而在美国门诊的MM患者大多数都是在平时体检或其他科室疾病诊断过程当中,偶然发现多发性骨髓瘤,这些病人都非常早,甚至都不需要治疗。另一方面,我国MM患者通常比国外患者年轻5岁左右,且高危遗传学细胞比例更高,处理相对复杂,整体生存期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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